故宫国宝外借日本:反对声音如此之大,是台北

  

  日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被出借参加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事件引发广泛争议,有人质疑国宝赴日展出是否符合程序,并称向日本博物馆出借“天下第二行书”有点“大方过头”。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就此采访了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副会长杜晓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消费合作社前总经理何春寰,试图从博物馆专业人士、文博专家及台北故宫前员工的视角解读此次风波。

  “舆情好像不应该产生”

  上观新闻: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价值是什么?

  凌利中:中国书法史上流传着几大名帖,第一是《兰亭序》,第二是《祭侄文稿》。《兰亭序》传说为唐太宗陪葬于昭陵,《祭侄文稿》就成了第一位。

  颜真卿最耳熟能详是楷书,他也是位行书大家。这件作品创作于1200多年前安史之乱后,颜真卿的哥哥和侄子被杀,他在悲愤交加下一气呵成。

  上观新闻:该怎么看待这次《祭侄文稿》出借引发的争议?

  凌利中:从专业角度看,舆情好像不应该产生。文物保护和合理利用是对辩证关系。在周全的保护下,我们还要讲合理利用。业界有一句话叫“纸寿千年,绢八百年”,其实寿命不止这些年。

  让珍贵书帖“休眠期”长一点,确实能更好保护它们。《祭侄文稿》已经“休眠”了10年,但换个角度想,如果再“休眠”10年,很多人就无法目睹国宝真容。对业内人士来说,馆藏文物外借都是有规则的。公众因为可能对此不太了解,他们的心情也可以理解。

  杜晓帆:博物馆间展品互借,只要符合国际博物馆的一些规则和基本要求,而且符合各家博物馆和主管部门对展品出境的要求,这都不应该是问题。

  上观新闻:有声音称,“《祭侄文稿》不少台湾人都没见过,为什么一复出就借给日本”。这会不会不合适?

  杜晓帆:我认为这是过度解读。东京国立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有长期合作关系,特别是在书画交流方面有密切合作。这次是两座博物馆间正常合作。

  凌利中:能不能看到珍藏文物,存在一些偶然因素,我到现在都没看过《祭侄文稿》。日本喜欢古书画的人比较多,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中国文化被认同,这是好事情。

  “台北故宫外借文物有瑕疵”

  上观新闻:那么,纵观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次外借《祭侄文稿》的过程,有没有可以讨论的地方?

  何春寰:我觉得还是有的。比如,这次日方特展海报、预告都是用《祭侄文稿》作主打。那么问题是,日方发布的海报上,有没有明显标注《祭侄文稿》从哪个博物馆借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logo(标志)露出有多少?

  我想,这应该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应该要介意的事情。这等于别人把你家最好的东西借去当封面了,还不让别人知道这个东西来自哪里,我觉得是有瑕疵。

  还有,媒体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件事,因为事前没有向各界告知。台北故宫博物院定期要去立法机构作业务汇报,业务汇报里面有没有提到这件事情?过去在秦孝仪、周功鑫担任院长的时候,每年年底都会跟记者搞吹风会。出借《祭侄文稿》这么重大的事情是一定要说的。

  上观新闻:这与如今台湾当局是民进党执政有关吗?

  何春寰:我想,如果今天还是中国国民党执政,执行这样展览时,应该不会允许日方把故宫logo放的这么小。民进党当局在放水,“(日本方面)随便提,你就拿去,我们尽量配合”。

  现在台湾媒体得到内线的消息,民进党执政后,在销毁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原始档案资料。岛内有人甚至怀疑,民进党想要调包。

  民进党一些人从来就不把故宫文物当成一回事,只会当成政治工具。台北故宫博物馆这次文物借展,本身就是政治操作而非文化层面操作。因为是政治操作,所以感觉做得会不周到。

  “互借有无是国际惯例”

  上观新闻:抛开《祭侄文稿》外借风波,单就文物外借有没有相关规定?

  凌利中:重要文物不是博物馆想借就能借出去的,能否外借有一套严格评估系统,包括文物现状、跟本馆展览有没有冲突,还涉及到国家文物局规定的禁止出借名单。此外,还要关注对方展厅的条件,比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他们的保护条件都很好。

  上观新闻:在筹备展览时,向其他博物馆借藏品需要什么手续?

  凌利中:以发“商借函”为节点,一般有前期工作和后期工作,前期工作就是与对方博物馆进行多轮沟通。等对方同意后,展览部会跟对方相关部门对接,进行起草协议、运输、保险等工作。

  上观新闻:该怎么看待全球博物馆间互借藏品?

  凌利中:馆际之间的关系就像两家人往来一样,可以说是个互通有无的过程。拿上海博物馆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就和日本博物馆进行交流。目前,上海博物馆与日本东京国立、大阪市立美术馆、北海道博物馆的关系都很好。我们办展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这几家,并且不止一次合作过。

  馆际间互借有无很正常,也值得提倡。拿晋朝人陆机的《平复贴》来说,这就是从故宫借到上博的。上博近期举办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中,跟颜真卿《祭侄文稿》同时代的作品——唐摹本的《行穰帖》就是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借来了。

  同样的,日本博物馆也借给过我们重要书画,上博也借藏品给日本和台湾地区。因此我希望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祭侄文稿》也能来上海展出。